卢旺达，一个位于非洲中东部的小国，西面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交界，东邻坦桑尼亚，北与乌干达接壤，南连布隆迪，素有“千丘之国”之称。在丘陵起伏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河流滋养着盎然绿意让其成为非洲地区最肥沃的土地。
卢旺达拥有非洲最稠密的人口。两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了超过1400万人，主要有三个族群：胡图族，意为“耕种者”，约占卢旺达总人口的85%；图西族是身材高大的游牧民族，人口约占14%。余下1%到2%是巴特瓦俾格米人，他们是猎人、陶匠等。
由于西方殖民之祸造成的长期对立，1994年4月7日起的100天里，约100万卢旺达人惨遭屠戮，其中大部分是图西人。这是一场惨烈的同室操戈，许多杀人者并非军人，而是平民百姓，凶器也不是枪支炸弹，而是平日劳作所用的砍刀棍棒。
大屠杀后，卢旺达人深埋内心的创伤，重建家园。“记忆·团结·重生”，这句用英语和斯瓦西里语写成的醒目标语如今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街头随处可见。由乱及治、由治及兴，30多年来，卢旺达换了人间。
记忆
对于美国插画师罗莎蒙德·卡尔来说，她在卢旺达的记忆是惊心动魄的。1949年，当时年轻的卡尔从纽约搬到非洲生活，最后落脚卢旺达。半个多世纪以来，卡尔目睹殖民主义的崩溃和部族间的血海深仇。
卡尔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勾勒了一段对卢旺达的个人记忆：1949年的卢旺达是一片充满魔力的土地——在这片与世隔绝的荒野中，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牧人赶着牛群去湖泊和池塘边饮水，直至夜幕降临，大象开始向水源地迁移，去饮水和洗澡。只需要几天的时间，人们就可以用树枝和竹子盖好一座茅草覆顶的房子。集市不仅是社交聚会的场所，也是贸易中心。在这里，一张精美的编织草席可以换到30多斤的马铃薯或一个装谷物的篮子。
仅仅十年之后，一切都变了。1959年，图西族和胡图族爆发战争，图西族战败被迫逃离，由此引发了延续几十年的仇怨和冲突。
其实，在殖民者来到卢旺达之前，胡图、图西两部族和睦相处，只是在社会分工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前者务农，后者放牧，两个族群成员的身份存在一定流动性，胡图人可以因为获得大量牲畜或其他财富而被视为图西人，而失去牲畜等财富的图西人则会被视为胡图人。
19世纪末，在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卢旺达沦为德国殖民地。西方“文明人”不仅带来了残暴统治，也带来了“种族科学”，彻底颠覆了胡图人和图西人数个世纪的和睦相处。按照这套理论，白人“优于”非洲黑人，而非洲人也要分出“优劣”。德国殖民者把长相更接近欧洲人的图西人视为“优等种族”，将他们作为“代理人”，利用他们来统治卢旺达。
一战结束后，在卢旺达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利时从战败的德国手里接管了卢旺达。随后，比利时科学家带着秤、卷尺以及卡尺来到这里，测量当地人的头颅、面部和体形，以“科学”区分图西人和胡图人。他们由此获得“重大发现”：图西人鼻子长度的中位数比胡图人多2.5毫米，宽度则少约5毫米。以这些微小的差异为依据，比利时殖民当局自1933年起在卢旺达人的身份证上强制标记“胡图族”或“图西族”的种族身份。
美国作家古雷维奇在一本书中写道，比利时殖民者命令图西人：“要么你拿鞭子抽胡图人，要么我抽你。”在胡图人眼中，图西人变成另一群“殖民者”，仇恨的种子由此在心中萌芽。
二战过后，反殖民思潮席卷世界。在卢旺达，无论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都不愿再忍受殖民压迫，开始对殖民者发起挑战。比利时殖民当局逐渐意识到形势不妙，转而支持力量逐渐壮大的胡图人，试图以此挽救行将就木的殖民统治。然而正如法国作家弗朗茨·法农所言，“被殖民者反对殖民者的最后斗争，往往就是被殖民者相互间的斗争。”1959年，胡图人把愤怒的矛头指向图西人。此后的三十余年间，在西方的干预下，胡图人和图西人多次发生冲突。
1993年8月，胡图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担任总统的卢旺达政府与图西族主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签订《阿鲁沙和平协议》，旨在结束内战。正当人们为和平的到来松一口气时，1994年4月6日，在基加利机场附近，一架飞机被击中坠落。机上的哈比亚利马纳、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等高官全部遇难。这一事件就像一颗火星，彻底引爆了卢旺达国内矛盾。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展出的一张殖民时期老照片上，一双白人的手用卡尺测量当地人的鼻子长度，这把尺子造成的割裂，最终演化为一把把滴血的砍刀。
团结
1994年7月，时任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的卡加梅率军攻入基加利，很快便控制全国，终结了那场百日惨剧。大屠杀过后，卡加梅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四分五裂的国家，基础设施被毁，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如何重建家园，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首要难题。
当年7月，卢旺达爱国阵线宣布组建民族团结政府，高层官员中既有胡图人，也有图西人。新政府修改宪法，取消身份证登记的种族类别，从此再也没有胡图人和图西人，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卢旺达人。此外，卢旺达经过两次行政区划改革，将12个省重组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四省与首都基加利市，同时下放权力，调动基层社区治理能动性。
大屠杀对卢旺达司法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卢旺达政府在推动联合国成立相关特别法庭“严惩首恶”之外，设立“加卡卡”法庭，宣扬“真相、公正与和解”，将大屠杀的受害者和行凶者送到这种草地上的“社区法庭”，让卢旺达人了解大屠杀的真相，见证行凶者的认罪和忏悔，鼓励受害者宽恕与谅解，从而弥合族群之间的裂痕。自2002年起，卢旺达设立了超过1.2万个“加卡卡”法庭，审理了190多万起案件。通过还原真相，卢旺达人迈出推动民族和解的重要一步。除了“加卡卡”，卢旺达还建立多个团结和解村，政府希望在帮助幸存者与肇事者恢复生活的同时，通过交流促进和解、重建信任。
新华社照片，基加利，1月21日，在卢旺达北方省，一辆汽车在由中国路桥和卢本土企业组成的联营体承建的道路升级项目上行驶。
重生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多次公开表示，要把卢旺达打造成“非洲的新加坡”。由于身处非洲腹地，进出口成本与本土制造业成本颇高，于是卡加梅借鉴新加坡经验，大力发展旅游业。卢旺达具有独特的旅游资源，同邻国乌干达、刚果（金）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可近距离观看山地大猩猩的国家。近年来，卢旺达积极打造结合探险、徒步和观察珍稀野生动物于一体的“追猩之旅”旅游线路，每年吸引数以百万计游客。此外，为了打造国家形象，卢旺达还被建设成非洲最干净也是最安全的国家，在基加利街头，重要交通路口有警察持枪上岗，街道整洁有序，分类垃圾箱随处可见。
除了旅游业，近年来，卢旺达还重点发展金融、数字、移动科技等产业，通过差异化发展保证独特优势。在距市区20分钟车程的基加利经济特区，有着非洲首个拥有自己生产基地的本土手机品牌Mara手机，年产量已超200万台。而在毗邻基加利经济特区的基加利创新城，建有包括4所大学、各类初创企业的孵化空间，向卢旺达学生和专业人士传授知识和技能。
为了更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卢旺达积极向中国取经。2025年初，来自卢旺达穆桑泽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和电气自动化专业的第一批30名学生在浙江金华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实践学习回国，开始从事电商直播、电商运营等工作。“中国老师不仅教给我们电商平台管理、数据分析、物流管理等知识，还向我们传授视频拍摄、打灯补光等实用技巧。在中国老师搭建的虚拟电商平台上，我和同学们模拟电商运营场景，比拼谁的销售额更高。”22岁的卢旺达学员朱斯廷表示，中国在数字技术和商业发展处于全球先进地位。他希望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经验带回国，未来能开设属于自己的网店。
除了直播带货，移动支付在卢旺达也十分普及。多年来，阿里巴巴集团积极助力卢旺达数字转型。2018年，双方启动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卢旺达成为首个加入该平台的非洲国家。阿里巴巴通过数字平台帮助当地高山茶叶、咖啡豆、辣椒酱等特色产品出口，同时培养当地人的电商意识，提高卢旺达整体数字化发展水平。
由于大屠杀，1995年，卢旺达14岁以下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1%，如今他们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将悲伤掩藏，与更年轻的一代一起拥抱新的生活方式。未来，卢旺达人的头顶上不仅有浩瀚的星空，还将流淌着数字银河。或许如卡尔所言，尽管发生了很多事，“卢旺达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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